认识孟凡是从他那几篇十分感人的回忆知青岁月的文章，还有他对知青运动的“奇谈怪论”中。关于他的感人故事容我慢慢道来，那“奇谈怪论”倒可以先睹为快。孟凡在一篇《献给上山下乡30周年的思考》中说：“什么叫北大荒的知青精神？我总觉得那是一种远古的图腾崇拜、一种中世纪唐吉柯德精神――那骑士般的热血沸腾，又举起长矛向风车开战！如果非要说有北大荒知青精神，我以为那就是一种身临绝境，为生存而战，为尊严而战，为人的荣誉而战的决死的战斗渴望，一种集体的盲目的献身精神。就像当年牛虻去南美打碎一切，却拼起精神；就像斯巴达克的角斗士被钉在阿庇亚大道的十字架上，还在落日下沉思。”

　　我以为孟凡是我们这类铁肩担道妙手著文的书生，没想到他是个严谨的外科医生。那天下午，在哈尔滨红十字中心医院，他刚放下手术刀，就在自己的普外科主任办公室接受我的采访。他个子很高，干练和儒雅的风度，有点像曾让许多知识女性痴迷的那部电影《女篮5号》的男主演刘琼。他在剧中先扮演一位篮球运动员，后来演女队的教练，和他演对手戏的是永葆青春的秦怡。很巧，孟凡当年也是位篮球运动员，他的夫人也是位和秦怡一样漂亮的上海女知青。

　　在引龙河农场的几千名的知青中，孟凡是靠打篮球斩露头角的。1968年10月24日下乡的几个月后，他就成了一分场篮球队的队员，他在哈尔滨9中读高中时就是校队的队员。第二年春天，他和球队里的4个哥们到场部玩。那天正好引龙河老场队和沾河林业局队打比赛，许多知青都来看热闹。上半场，实力不济的引龙河队比分落后。中间休息时，上海延安中学的刘显昆和场办主任梁万起说：“下半场，我们知青替你们打！”老梁说：“好！打赢了，我请你们吃饭！”刘显昆对着围观的知青喊：“谁会打篮球？”这时孟凡和一分场的那4个正有些手痒的兄弟应声而上。这伙临时凑起的知青新队，站在场地上简单一分工，就和沾河队打起来。那帮抬大木头出身的队员们，虽然满身是劲，根本不是大城市中学校队的对手，很快败下阵来。引龙河真的赢了！全场一片欢呼。老职工们说：“这回引龙河真有龙了！”

　　在当晚场部大食堂的晚宴上，梁主任把刘显昆和孟凡的名字记了下来。过不久，他们都被调到场篮球队。那时农场特别重视篮球队，但打球是业余的，总得有一个开工资的单位，孟凡被分配到兽医所，他死活不干，而且坚决要求回连队种地。场里没办法又把他分配到场医院。尽管孟凡的父亲是位省里著名的防疫专家，但孟凡对医学还是一窍不通。院长给他下达的第一个任务是让他打老鼠。当地流行出血热，许多人因此毙命，老鼠就是传染源。孟凡的任务就是在野地里下鼠夹子，测定单位面积老鼠的数量，以此来制定防疫方案。孟凡干得很认真，他利用100个鼠架子搞清了引龙河的野鼠流动的密度。接着，他又被院长派去测水，这地方流行的克山病、甲状腺肿、大骨节病，都和水质有关，通过孟凡的认真细仔的工作，终于搞清了本地水的质量，然后对症下药采取防治措施。在这没人愿意干的工作中，院长发现了孟凡非凡的才能，于是场里把他派到了德都县医院进修，要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放心医生。

　　孟凡在县医院的第一位老师是在战地受过伤的转业军医赵大夫，他说：你认识6个字母就能当医生，APC(镇痛片)、SMZ(璜胺片)，一般的病用这两种药大体错不了。这样，老赵很快把孟凡推到了门诊一线，很多手术也让他上手。白天出诊，晚上读书，孟凡下功夫细读了许多医学专著，好在家里这方面的藏书很多，上过中国医大的父亲对他也多有指点。在边干边学中，他很快显示出非常的才能。一年后，他成了场医院的骨干，外科是他的本行，但其他科也能干。可在领导眼里，他还是个小知青，可随意驱使。

　　孟凡回忆说，那年冬天的一天，早上四点钟我就被场文卫科的领导叫起来到北安给黑河地区医院的领导送秋菜，领导坐在驾驭室里，我裹着破棉大衣，挤在后大厢的敞棚里冻得发抖。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想到了城里自己找个地方好好吃一顿，也算是个纪念。在风雪中晃了好几个小时，天亮后，好不容易熬到了城里，领导领着司机去吃饭，把一张写满名字的纸条和堆成小山似的一袋袋的土豆和白菜都交给了我。“你赶快去送菜吧！”他给我下达了命令。我饿着肚子，背起麻袋挨家送菜，累得大汗淋漓，几次坐下来抽烟喘气。在上一家楼梯时，不小心从台阶上滚下来，还被人辱骂，说我砸坏了人家的鸡架。

　　一位好心的叔叔把我扶进屋，又是递烟，又是送茶，我感到特别温暖。那人看着我的脸问我姓啥，我说姓孟。他又问，你父亲是不是在省防疫站工作？我点头。他立刻对着老伴儿喊：“像，真像！淑贤，快来看，他是广学的儿子，小凡啊！”她走上前对我说：“我是你李婶，他是你李叔！”我想起来了，父亲有个老同学在地区医院当院长，小时候，他和爱人常到我家做客。他们让我坐在椅子上休息，满身满脸的汗水，他们又让我洗脸，那盆水也成了浑水。李婶摸着我的头说：“怎么能把孩子累成这样，你还是个孩子呀！你妈要是知道了……”她有些说不下去了，招呼我上桌子吃饺子，“今天正好是你叔的生日，看你们爷俩多有缘，你来给你叔过生日！”我情不自禁地说：“不，婶，今天是领导让来送秋菜的，可今天，我也过生日！”话没说完，那泪水像决堤的水一样流出来，我伏在桌子上呜呜地哭起来。哭得那么久，哭得那么伤心，哭得那么痛快。那是十年知青生涯第一次哭泣，也是最后一次哭泣。

　　那一天，孟凡正好24岁。在哭声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已经被打成右派多年又被下放的父亲，救不了自己，父亲的老同学好心的李叔也救不了自己。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自己了。从此孟凡在工作中更加兢兢业业，把每一次为患者看病当做学习的机会，他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研究业务，每天都记日记、写学习笔记，而每到关健时刻，他都能挑起重担。

　　那一天孟凡正在龙河灌区轮起大镐刨冻土，场医院女同志多，每一次场里搞会战，都有孟凡的身影，他和工地上的知青力工一样干最重的活。突然，场医院派车来接他，说来了重患，非他不可。孟凡跑回一看，把他惊呆了。一个哈尔滨的女知青在推电刨子时整个右手被刨去了手骨和筋健，只剩下手上面的表面还连着，鲜血淋漓。手腕处用铁丝捆扎着。那个被人搀扶的姑娘脸色惨白，她央求着说：“大夫快救救我的手吧！”做为本院最有经验的外伤专医生，孟凡从来没见过这么重的手伤。他对那个姑娘说：“你的手伤的太重了，只能截肢了！”那姑娘哭了：“大哥，我才18岁，没有右手，我可怎么活呀！你把我的手接上吧！从手上刨掉的东西没丢！”她指着别人捧着的一个布包。那姑娘说着大哭，要给孟凡跪下。他马上扶起她说：“我一定尽力而为！”

　　这时他马上让人把那捆在姑娘手腕上的铁丝解开，然后给打麻药。准备给她实施手术时，自己的手又冻又震得怎么也伸不开手指了，院长扯开自己的衣襟，让他把手伸进来暖活，又用温水泡了一阵，手指终于可以活动了。孟凡开始清理创口，又把刨掉的筋骨一点点清洗，再一块块缝在原来的位置上，这是相当复杂的手术，他从来没作过。但是对手的结构他烂熟在心，骨格、筋健、肌肉、血管，每一条一块他都能安排在原来的位置上。

　　经过六个半小时的手术，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她的原手，而且接活了四个手指！那女孩住了一阵子院就回哈尔滨了。这样救死扶伤的事，他干的无数，这件事他很快就忘记了。

　　大概一年以后，那女孩子的哥哥背着一袋子小米和二条烟来感谢孟凡。他说，最近领着妹妹到哈医大医院检查，那位老专家开始很生气，问是那个医生把手接成这个样子，后来他又看了刚照的X光片，大为惊讶，他没想到本省还有这么好的医生把伤残的这么严重的手接得这样好，真是奇迹！就是在本院碰到这种伤情，也只能截肢！他对那兄妹俩说：“这位医生，既有好医德，又有好技术，你们可要好好感谢他！”于是，他带着礼物又一次来到了引龙河农场医院。

　　无论别人怎样赞扬，孟凡心里明白自己的水平，也知道自己的潜力，他渴望能到高等医学院校学习。那时农场每年都有推荐上学的名额，可怎么能轮上他这个右派的儿子，那时他的政治身份是“少先队员”。他终于盼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可农场以工作脱离不开的理由取消了他的报考资格。第二年离高考只有三个月时，父亲来信说，中央已经明令禁止农场以各种借口限制知青报考大学，家里还给他寄来了所需的高中课本。这时农场也有令：“参加考试复习不能影响工作，否则取消考试资格，然后回连队种地！”为了稳妥和留有后路，孟凡开始秘密复习功课。

　　孟凡回忆，当时我看病的诊室的窗外是个平台，我在上面铺了草帘子。没病人我就跳到草帘子上看书，一有人敲门，我又赶紧回来看病。备考那阵子，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困了就用凉水洗头。光演题的草纸就用了整整两箱子。为了那个浇不灭的读书梦，为了舍弃一生甘心陪我修理地球的妻子，更为了未出生就注定是农民的无辜儿女，我重任在肩，已毫无退路了。

　　没想到参加高考的那天又出了麻烦。孟凡和全场参考的知青乘上了去龙镇的汽车，可汽车距龙镇还有10多里时却翻到路过的深沟里，这时离考试只有半小时了，有的女生当场大哭起来。这时送大家去考试的场长王进喜大喊：“赶快上路截汽车，去几个是几个！”不一会儿，一辆路过的军车帮他们把翻在沟里的汽车拉上来，他们再上车，风驰电掣般地向龙镇奔去，赶到考场时已开考40分钟了。大家苦苦哀求，监考官员层层请示，一直到哈尔滨、到北京，才批准大家进考场，但要和其他考生同时交卷。那等待的时刻，每一秒钟都让他们的心灵被煎熬。孟凡庆幸自己连滚带爬赶上了末班车。

　　孟凡说，等待发榜的日子简单是度日如年。我终于熬不住了，决定出去打探消息，乘汽车到龙镇，又乘火车到北安，兜里装着一个熊胆，那是被我救活的被熊撕去半个脸的病人给我的礼物，熊胆送去了，可消息还是没有，在回来的路上因为又饿又累，在坟地里迷了路，差一点回不了家。那天，我真的收到佳木斯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手也抖了，心也颤了――尽管因为耽误了答卷的时间，考取的学校并不理想。真仿佛是一场梦，晚上躺在自家的小坑上，我和爱人兴奋的一宿未睡，在设计着美好的未来。

　　第二天，孟凡戴着黄军帽，挎上黄书包，扛着下乡时的大木箱，走上了上大学的路。到了学校，他们进了专门为大龄知青设置的“老头班”，那年孟凡已经30岁了。为了赶上年轻的同学，每天他们都学习到半夜，宿舍熄灯了，他们就到附属医院的侯诊室看书，经常被人误以为是等着看病的。那时老孟的每月工资是37元5角，给老婆孩子寄去20元，每天在食堂总吃最便宜的菜，吸烟也只吸一角二一包的黑杆“丹凤”，晚自习肚子饿得“咕咕”叫，只能啃干馒头。可有时馒头太硬，一咬“嘎崩”一响，把周围人吓一跳。后来连干馒头也不敢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