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比我大两岁，个儿不高，长得特纯朴。初中高中，我们俩都是同学，他入团和当学生干部都比我早，一直领导着我。1968年春天我们是哈尔滨一中上山下乡的发起人。其实当时，学校还没动员，我和老杨串联了另外三个人写了一张坚决要求上山下乡的大字报，在学校掀起一股热潮。如果说，我做出此举还有迫于压力的因素――如父亲已被揪斗、自己因是学生党员思想保守被贴了大字报，而老杨是真正的“红五类”――父亲是车辆厂的老工人，自己也不是保守派，可他非要下乡，而且还拉上他在铁中读高中的弟弟忠新和我们一起走的。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后来他跟我说，下乡就跟当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一样，还是早比晚好。

　　5月28日，我们一中的77人落户在了爱辉县境内、大小兴安岭夹缝中的哈青农场，一个月后这里被编为兵团一师独立一营。我被分配到二连当农工排副排长，几个月后又到营部当报道员，点灯熬油地写稿子。老杨被分配到离营部十多里外的一连当班长，领着大家干苦力。无论在学校还是下乡之后，老杨都是老大哥，对谁都是一付热心肠，可能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那一对老夫妻既像山东人那样讲礼数重情义，又有东北人的古道热肠。记得当年过春节，我们班的十多个同学都跑到他们家过除夕，连吃带玩闹一宿，那老二口总是笑脸相陪，拿出全家最好吃的。其实那时是买什么者要票的最困难的时期，现在想起来还让我们感动。

　　在一连老杨带那个班里充满了人情味，活虽然很累，但大家都很快乐，他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关心着每一个人。那时，我常骑着马下连采访，总往他们连跑，每次都睡在老杨的铺上，他去替别人站岗，半晚回来，盖件大衣找个地方一躺。有时，老杨到营部办事，也挤在我们宿舍，见了面总问我父亲解放没有，下乡的弟弟妹妹妹怎么样，他和我们一家都很熟，母亲总说他比我们懂事多了。我以为老杨的成熟特别表现在政治上的稳重，当年在学校参加文革时，他也表现得很积极，但从来不伤害同学和老师，在各个“战斗队”纷纷纠斗老师时，他出面把张景英校长和我们的班任董希评老师抢到我们的战斗队保护起来。下乡后，当年的红卫兵继续革命的热情又很高，又在农场深挖“苏特”和揪斗老农场干部，我们这个以知青为主的农场也被搞得人扬马翻。每次老杨到营部都对我说：“咱们可别瞎整！”还好，那时我还比较谨慎，再说我的父亲已被定为“走资派”，我已没有革命的资格了。

　　特别能干又善于团结人的人总是挑重担子。已经当了排长的老杨又被派去建新点――9连，那是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当年日本侵略者废弃的机场，可能从战略上考虑的，那地方应该有一个居民点。在1969年最严寒的日子，老杨领着两个男班一个女班，共30多人出发了，全部家当是一辆马车、一辆爬犁、一顶棉帐蓬、一顶单帐蓬、两匹老马和十把铁锹。他们刚在雪原上站住脚，我跑去看他们，老杨正领着战士们打井呢，他们先点火把打井位置的土化开，化一层刨一层，十分艰难。我去时井已有二米多深，还没出水，老杨还在底下领大家挖。

　　那天他满身是土，胡子拉茬的，真像个小老头了。走路时腿还有点瘸，老关节炎又犯了。他们住的帐蓬四面露风，洗脸盆里都是冰，睡觉都得戴帽子。最困难的是粮食不足，没有蔬菜，顿顿都是咸菜就粘馒头，还有海带汤。我住了一宿就回营部了，老杨送我很远。我说：“你们能挺住吗？要不，回去后，我跟领导说说……”他说：“没问题，明年一开春，我们就盖房子，再开地，种地，秋天时你再来看吧！”我骑上马，一溜烟地跑了，他还站在风雪中。

　　第二年春天，时常听到从9连传来的好消息，老杨他们打的井水特别清亮，还有点甜，他们盖起了两栋板夹泥的宿舍，还开了几百亩地，没有拖拉机，全是人拉犁干的，还抢种上了大豆。盖房子的大木头都是他们自己在林子里伐倒的，再抬到营地的，老杨肯定干在前面，他那病腿可够呛，想到这儿，我的心有点发紧。

　　后来又听说，上级给他们派去了新的连长，是66年去的老知青，我有些不平，为什么不让“建国元勋”老杨干！也许我们后去的这批人不断地发动“革命”，已经失信了，而老杨吃了别人的“瓜落”。因为不愿意为别人树碑立传，他们九连我再也没去。那一年的7月，我因为写了几篇小稿，还报道了那个为抢救知青而牺牲的大学生金学和，而被调到了兵团战士报社当记者。老杨从九连跑到营部为我送行。在知青们看来，从兵团最北部条件最差的基层调到佳木斯的兵团机关，简直就是从“地狱”升入了“天堂”。我心里很不安，其实最应该进“天堂”的是老杨，因为他已经在炼狱磨难了。而我只在炼狱外看热闹。在送我的吉普车开动时，我掉泪了，而他还乐哈哈地向我招手。那大山里的白桦林和白桦林中的营房离我越来越远了。

　　到了报社无黑无白地忙，又满世界地跑，过去的人和事也渐渐地忘了。但和老杨的联系没有断，他常来信，写得总是很长，什么事儿都说得很细。在信中得知，还没等到收获丰收的果实，老杨他们连就被整建制地调到北安县内的68团(建设农场)，刚建成的9连也被废弃了，因为那里没有多少可耕土地，真是白瞎了老杨他们在那里洒下的汗水！到了新连队，他当上了司务长，管着全连吃喝拉散睡的事。这是很麻烦很费心的事，老杨干真是得心应手。只是不断地到处跑，让他的腿很遭罪。

　　我整天忙着文字的事，可真写起信来，又很简约，给老杨的信也是这样。我最上心的还是他的“终身大事”，热心的老杨不知撮合成多少对知青，可年近三十的他还是“名花无主”。他倾心的女知青的也有，可人家都把他当成大哥哥了，关健时刻，他又张不开口，结果失去许多机会。后来接到了他的喜讯：别人给他介绍一位叫高志荣的女知青，也是哈青农场的，是比我们早两年来的，是这个农场的“元勋”。她1966年从哈尔滨女中一毕业就跑来了。文革开始后，被召回学校参加运动，然后又跑回来了。她的革命激情和老杨正相配。老杨说，你肯定认识，原来也是你们2连的。我想起来了，她戴着一付眼镜，文质彬彬的，不太爱说话，干活挻踏实，听说初创时期进山伐木时被倒下的大树砸伤过腰，身体总不太好，可从来没耽误干活。我还知道，她的父亲是位老干部，在市里当财贸办主任。我给老杨去信：“好饭不怕晚。你还真行！找了个女中的才女，还是高干子女。你要好好待人家！”

　　那时高志荣已经随连队调到了新组建的林源兵团炼油厂，老杨借光也跟着调进了炼油厂。他们有了稳定称心的工作，老杨和志荣1974年回哈尔滨结的婚。过去都是他为大家张罗婚礼，这回同学们为他办大事了，婚礼就在老杨家的小院举行的，虽然简单，但很热闹，因为忙，我没有从佳木斯赶回去，我让爱人替我随了一份礼。她也是老杨的同学，是被招教师从五大连池(5团)返城的。我以为从此老杨就会走幸福的康庄大道。后来听说老杨陪着志荣到北京、上海看过病，她总发烧，腰疼，有时走路都困难。专家检查后说，当年她脊椎受了重伤，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将来有可能瘫痪。第二年5月，他们的女儿小洋出生了，那孩子比他们俩都好看，老杨高兴坏了！可高志荣就是高烧不退，因为身体太弱，用什么药都不见效。她挣扎着要看自己漂亮的女儿，抱着怀里，满眼都是泪。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可志荣还是在生下女儿第9天死在了医院。老杨和全家人哭成一团，可那襁袍里的孩子还在安睡。这样，一年多前为老杨办喜事的那伙人又为志荣办了丧事。那两位坚强的老人，把孙女抱回了家，他们和老杨的妹妹月英担付起抚养这个孩子的责任。老杨擦干了眼泪，又回林源上班了。

　　那时，老杨在食堂当管理员，还是整天地忙，一闲下来就跑回哈尔滨看女儿，看着已经七十多岁的二老为女儿真是操碎了心，他的心里也不是滋味。每次从家回来，老杨一个劲地唉声叹气。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老知青们开始为老杨再张罗个女人。这时，他们都看中了在食堂当会计的秀英，她和高志荣一样是1966年的初中毕业生，下乡在25团，一直在连队当会计，后来调到了炼油厂也是当会计。她为人善良热情，工作也很出色。老杨对这个27岁还没有对象的大姑娘，也动过心思。可自己这么重的负担，怎么和人家开口，让人一进门就当后妈。最后炼油厂热心的厂长和夫人都出面了为老杨牵线，秀英还是没有表态。听说，还是老杨自己打动了秀英的心，据说一向能言善辩的老杨那天没说几句，就是哭，后来秀英陪着她哭，他们就在泪水中达成了默契。有时眼泪是最好的凝聚力。

　　1976年，老杨和秀英结婚，第二年，也是5月，他们的女儿小磊出生了，又是个漂亮姑娘。那时她们俩都被对口招工到了哈尔滨炼油厂，这时他们才真正摘掉了知青的帽子，成了国营企业的工人。为便于照顾两个女儿，老杨被调到离家很近的车辆厂，当过工人，当过业夜教员，还为发展“三业”当过商店的经理。秀英调到一个副食商店当过营业员，后来又被提拔到一个基层单位当主任兼书记。进了城，虽然工作都有了着落，但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全家四口人先借住一间只有7平米的半地下屋里，一到下大雨时，全家人的日子就不好过。后来老杨又把父母院里的一个仓房改建了一个十多米的小屋，有了自己的房子，全家人其乐融融。秀英视小洋为已出，对两个女儿都好，对老大更是高看一眼更爱一份。有时小磊嗔怪母亲：“我是不是你亲生的！”两个孩子很像父母，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还长成了一水水的漂亮姑娘，别人还以为是一对双呢！谁见了都说，老杨两口子真有福。

　　人真不经混，一晃，老杨50岁了。在名人官人如云的母校的毕业生中，老杨算是一个普通人，可是热心的同学张罗着为他过50大寿。因为他总热心为别人帮忙，也因为他的这50年过得不容易。那一天，一百多名同学欢聚在堂皇的向阳大厦，与其说为他祝寿，不如说一代人在告别自己的青春。酒过三巡之后，我们都返老还童地又唱又跳。老杨亲自报幕，让他的两个女儿为我们表演节目。大家都没想到这两个姑娘出落得婷婷玉立，一个一米六九，一个一米七0，全无她们父亲的矮小。随着她们的歌声，全场有节奏地鼓掌。老杨满面红光高高地举着两个手指头，踉踉呛呛地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酒有点喝多了。他大概在炫耀他的两个女儿，也许这是他惟一的骄傲了。看着他喜形于色的样子，我们许多人的眼睛湿润了。当时，我作了即席讲话，自然不仅是说给他一个人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为我们的一位老同学祝贺50岁生日。他不是伟人，不是名人，也不是要人，而是一位普通的人，因此这个集会就更有意义了。

　　同学集会是我们最欢乐的节日。可是今天，我们有几分苦涩，还有几分伤感。我们中的一个代表，最先跨进了一个人生的里程碑，五十年，半个世纪，一个多么惊人、多么辉煌的数字！然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好的青春永远地和他及我们这一代人告别了。

　　是的，我们已不再年轻。田垅似的皱纹爬满我们曾经光洁的额头，浓密的头发现在像灾后稀疏的庄稼，当年美丽绝伦的“校花”也要靠化妆品掩盖脸上的年轮。街头问路的孩子甚至称我们为爷爷奶奶了。

　　我们的青春哪里去了？它留在了十年动乱的狂热和无聊中，它刻在北大荒金色的土地上，它献给了真挚的爱情，它送给了苦苦追求的事业，它消耗在彷徨和苦闷中，它传给了我们已经长大的儿女。

　　我们是时代的标本，我们是一代苦难的风流。我们走过漫长的风雪迷蒙的冬季，我们的青春留了无花的季节。然而我们毕竟走过来了。在那充满泥泞的路上，我们搀扶而行，留下一行深深的足迹。

　　苦难是所学校。从苦难中走过的我们这一代人，骨头是硬的，腰板是直的，我们总可以撑起那一片天。我们是喝北大荒的酒长大的，有那一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对付。

　　机遇和我们失之交臂，不是因为我们无能，而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我们为我们之中的幸运者而庆幸。也不必为我们的不幸而沉沦。谁的头上都有一片天，谁的脚下都有一片地。顶天立地的是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理想的人。我们敬重平民。社会没有为我们准备那么多的官衔名位，我们心甘情愿地去当平民。共和国大厦是靠精英和平民一起支撑的。

　　也许，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我们还能参加这灯红酒绿的聚会，而有的同学却在苦难的岁月里先我们而去了。我们思念他们。为了他们，我们应该活得更好更有意义。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重要的是抓住现在的每一天。

　　在这隆重喜庆的日子里，我们应该说些更让人振奋的话，值得宽慰的是，按着新的人生划分标准，50岁还属于中年。我们全然不必伤感，因为我们大概正是下午二二点钟的太阳，还是热辣辣的。大地上万物也许还期待着我们的光泽。被称为“老三届”和“下乡族”的这一代人无论对本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都是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如果你是一棵大树就洒下一片绿荫；如果你是一棵小草，就增加一份春色；如果你是一只雄鹰，就展翅万里；如果你是一只蜜蜂就酿就一份甜蜜。

　　让我们再创一次辉煌！

　　我的讲话把大家感动了，许多人都眼泪汪汪的。后来我又把老杨的故事和这篇讲稿发在报刊上，被多次转载，还有人写来信发表感想，说这篇讲话是一代人历史宣言，它为我们争得了尊严。

　　可它对老杨并没有什么意义。他还过着自己的日子，现在他和秀英都退休了，退休金不多，可日子还过得下去。令人欣慰的是两个女儿都大学毕业，有了一份称心的工作，有了和美的家庭。小磊大学毕业又考了博士，再毕业后在广州中医学院搞研究工作，还到德国进修过，丈夫既是她的同学也是她的同事。小洋的丈夫是她的上级，她在一家宾馆管财务，他是这家宾馆的副总经理。秀英比较忙，除了每天当快乐的退休干部，还要安排小洋的女儿、在上小学的外孙女的生活，但她觉得很充实。

　　老杨有点麻烦，当年下乡作下的病又找上来了，问题还在那双病腿上，最近他作了一次大手术，把膝关节换成了不锈钢的了，是德国产的，一个就三万多元，应该两个关节都换，可太贵了，不想让子女花钱。这样的手术医疗保险大概不管，可当年也是公伤啊！老杨边说边笑：“都是老病，我比高志荣强多了，过了这么多年的好日子！”老杨的乐观豁达的性格有点像他的老爸老妈，那一对饱经磨难的老夫妻一位活到90岁，一位活到91岁，去世时先后只差8天。这样看来，老杨和夫人的好日子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