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不断地交纳罚款，直到街道办出面找到区政府协调，1979年年底，办下一张“三张名片合起来大小的营业执照”，还是临时的。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专门针对这种新的城镇集体企业的执照，上面规定经营范围是茶水经营。

　　后来，尹盛喜带着王秀辰向街道办辞职，专门经营大碗茶。

　　人员来来走走，茶摊已成老舍茶馆

　　在王秀辰的记忆里，没过多久，茶摊的规模开始一点点变大，越来越多的待业青年加入到青年茶社中。

　　茶摊生意很红火，一人一月能赚50元钱，那个时候，正式工的平均工资也才30元到40元左右。不过，“大碗茶”早期的创业者之一王建辉记得，还是有人不断离开。有个返城知青要离开茶社，他说不管赚多少钱，开茶摊总是感觉自己比在国营厂干的人矮半截，抬不起头来。

　　在王建辉看来，“说白了，这个活大家都不愿意干，因为觉得卖茶不是正经买卖，先暂且在这儿干着，以后有机会了就直接离开，80%的人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于是，在1979年至1985年之间，大碗茶的买卖解决了大概3000名待业青年和知青的工作。“因为不是”国营厂“，茶社还是遭遇了很多麻烦，小流氓闹事，大粪车撞摊。

　　“老尹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的子女上了学，又上山下乡离开城市七八年，连份讨生活的营生都没有，你们就能理解我做的事情了。”华云回忆。

　　1979年底，青年茶社净赚11万元，次年演变为大栅栏青年综合服务社，2分钱的大碗茶依旧照卖不误。

　　“但是经营范围有了突破，不只卖营业执照上规定的物品了。”华云说。

　　“那个时候双卡录音机热卖，我们从深圳进回来的货总是被一抢而空，门市部都被挤破了，大栅栏还派警察过来维持秩序。”华云谈起当年的好时光，有掩饰不住的自豪。

　　后来服务社又先后更名为“大栅栏工艺美术服务合作社”、“大栅栏贸易货栈”、“大栅栏贸易公司”……历经8个春秋，终于在1987年定名为“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并在北京、深圳和海南都建起了分公司。

　　1988年12月，公司又投资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京城第一家京味儿茶馆———老舍茶馆，前身便是1979年的大碗茶摊。据华云介绍，公司2000年达到了600万元的销售额。

　　2003年，王秀辰的老搭档尹盛喜过世。现在，再说起知青返城那段岁月，王秀辰缓缓地说，“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今天拥有的知识、阅历和能力肯定都不一样。”那段经历确实很特殊，“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