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可是，在王秀辰的眼中，北京变陌生了，“当时觉得比别人矮半截，离开北京前的玩伴都有了正式工作，组建了新的家庭，可自己20多岁了还什么都没有”。待业在家的日子，王秀辰每天都做很多家务，尽量不去想找工作的事情，也不再去找曾经的好友。

　　本文摘自《日志中国(回望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第3卷)》作者：新京报社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82年，靠卖大碗茶起家的大栅栏青年综合服务社，为了方便群众，仍然保持卖大碗茶的传统。新华社资料图片

　　“大碗茶，二分钱一碗，不好喝，不要钱。”1979年6月，北京前门月亮湾，一处低矮的木棚里，27岁的返城知青王秀辰高声吆喝着，与她一起的是20多名从大栅栏街道办“派来”的待业青年。

　　“一开始没想过卖茶水，更没想过卖茶水会有什么前途，那年月，我们这些人需要活着，就得有份营生。”如今已是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王秀辰，提起往事不禁感慨。

　　“文革”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人。

　　1978年，大量知青开始返城，迎接他们的是不一样的生活。

　　知青返城后，感觉自己比别人矮半截

　　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党中央的最高指示，要求“知识青年应该到广阔的农村去，要上山下乡”，千百万年轻的初高中毕业生怀揣着建设祖国的理想与激情，被送到各地的农村从事“光荣的劳动”。

　　3年后，17岁的初中毕业生王秀辰成了“热血青年”中的一员，河北高碑店的一个小村，成了她的落脚点。

　　“那时候很瘦，而且从来没有做农活的经验，实在干不动，”王秀辰回忆，“在那里心情不舒畅，因为心里头老不认同，生活特别单调。”

　　1977年，“下乡”8年的王秀辰通过一个亲戚的关系，在当地医院办了一个假的病退，当年6月，终于如愿回到北京大栅栏的老家。

　　可是，在王秀辰的眼中，北京变陌生了，“当时觉得比别人矮半截，离开北京前的玩伴都有了正式工作，组建了新的家庭，可自己20多岁了还什么都没有”。

　　待业在家的日子，王秀辰每天都做很多家务，尽量不去想找工作的事情，也不再去找曾经的好友。

 

　　“很理解她的心态，在农村漂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回城了，急于获得一种安稳的生活。而稳定生活的前提就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什么工作最稳定，当然是国家的职工。”王秀辰后来的同事王建辉说。

　　在王秀辰看来，成为一名国营工厂的职工是当时所有待业青年的理想，可是机会太难得了，“工厂的招工指标太少，一个指标有几十、数百人在抢，有关系有门路的才能拿到，而且还要排队。”

　　街道办院子里，站满找工作的人

　　其实，回城后苦闷的，不止是王秀辰一个人。

　　1978年，中央调整政策，改变了“文革”中要求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允许中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因家庭困难返回城市的限制(当时称为病退、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