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晓声把当时知青返城称为“飓风”。他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描写了知青返城惊心动魄的场景：“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百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犹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这一年，40万的就业大军涌回了京城，一个新的名词“待业青年”悄然诞生。

　　但他们回城的欣喜很快被现实的严峻所淹没：北京市1979年调查了10个区7万多名待业青年的情况，其中，家庭平均生活费在15元以下的有7000多个，约占10%.

　　“工厂根本安置不了这么多人，当时没有实行合同制，工人都是终身制，父亲退休了，子女可以自动顶上去，一个工厂根本腾不出指标来安置这些待业青年。”如今74岁的齐宾，曾是大栅栏街道办知青科的科长，当时她主要管着知青返城的档案管理与工作安置，“当时来街道办申请工作安置的人，站满了整个院子”。

　　齐宾说，许多知青把美好的青春都交给了各地的农场，千方百计回到城市以后，发现其他同龄人工作、住房什么都有了，而自己是一无所有，心理很难平衡，给当时的社会治安也带来了隐患。“有一个30多岁的返城知青找到我，说如果再找不到工作，他要么自杀要么就去犯法了。”这种情况，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要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将每年的3亿多元知青工作经费，由主要用于安排上山下乡的知青，转而逐步用于安置知青返城就业问题。

　　“政府的意见是，能安排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没有永久的工作就找临时的，没有临时的就带着这些人自谋生路。”齐宾称，街道办的任务很重，政府拨付的经费很少，当时区里要求他们必须设法解决辖区的待业青年就业问题。

　　大碗茶摊公厕旁开张，当天赚了60元

　　王秀辰待业一个月后，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姐夫，在办事处下属的供销组给她找了份业务员的工作，主要是采购砖瓦沙石等建筑材料。也就在那时起，王秀辰认识了当时的供销组组长、“大碗茶”的创始人尹盛喜。

　　“我们在整个北京是最早实施自办企业解决待业青年就业的。”齐宾称，“大碗茶”是他们第一个经营的项目，由当时街道办供销组组长尹盛喜带着一群待业的知青办的，开了个好头。

　　1979年5月，尹盛喜接到任务，要解决20名返城知青和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老尹脑瓜子活络，看着前门箭楼那里人来人往，又没有一个茶水摊，就萌发了卖大碗茶的想法。”王秀辰回忆。

　　不过，摆摊的场地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土地属于国有，个人不得私自占用。老尹发愁了。

　　后来，20多个待业青年和返城知青，靠着月亮湾一处公共厕所的墙壁，一宿的工夫，就搭起了一个简易凉棚，取名为“青年茶社”，专卖2分钱的大碗茶。

　　“为了防止厕所的臭气飘进茶棚，我们就用泥和砖把通风口堵死了。”作为当初创业者之一的待业青年华云，如今已是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的副总。

　　茶社开张当天就赚了60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华云的印象中，最难克服的困难，是申请营业执照的问题，历经半年多，依旧没有音讯，“我们这个茶摊属于城镇集体不是国营集体，后娘养的，没人管。”对于营业执照迟迟不能批准，华云记得，工商局给出的理由是，以前没有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