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维山是北大荒的早期开发者。这个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批坦克兵，不知培养了多少拖拉机手，又开垦了多少土地！有一次，数台拖拉机夜间开荒，吴场长挑着一蓝馒头和一桶菜送饭。走在青草齐腰的荒原上，他发现一只狼跟在身后。他知道，狼是合群的，假如这只狼一吼叫，一定会召来一群,所以,不能打,也不能跑。急中生智，他把馒头一个一个地向后扔去，那只狼一边吃一边追，竟忘记了吼叫，一直跟了几里路。老吴看到拖拉机才松了一口气。

　　学先的母亲是一位教师，北兴农场三连的学校是她创建的，晚年退休在一中。六十年代初期，开荒点之间交通不便，遇到下雨下雪，学生们就住在她家里，有个朝鲜族学生，几乎在她家长大。学先说：他现在当连长呢，干的很好。小时候我俩吵过架，他大，让着我，是我欺负他。说完，学先幸福地笑着，解释说，那时候老觉得妈妈偏向他。

　　学先说，王震将军说对了，我们这些十万转业官兵的后代的确为有这样的父辈而自豪，他们是国家的脊梁，是战场上的英雄，又是开发建设的先锋。现在大概有70%的人已经去世，埋在了北大荒的土地里。一想到他们，我就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没有理由不思念北大荒。

　　吴学先女士是一位文艺学博士，自己也是个作家，她一直关注着知青文学，她看到一些作品丑化北大荒的转业干部，把他们写成色狼，心里很难过。她对我说，“我很尊重知青作家，但我还是想对所有从北大荒成长起来的知青作家们说：就算你们不想去正面记录老军垦的沦桑人生，至少不要歪曲他们的形象。知青跟他们一起奋斗过10年，难道不曾被他们的战斗故事感动过？不曾被他们耕作的汗水感动过？”

　　学先的意见让我很振动，我也算个知青作家，虽然没有丑化过老军垦，但也没有充分地歌颂老军垦的业绩。应该说，他们是我们在北大荒的先贤又是恩师，我们喋喋不休地叙说自己的苦难，生怕别人忘记我们的贡献；而我们经历的苦难和他们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要说贡献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我们多数人在北大荒生活了不到十年，而他们在北大荒战斗了一辈子，他们献完青春献终身，有的人还献完终身献子孙，如今，他们的后代还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着，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得还很艰辛，这里就有吴学先的同学。

　　吴学先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她说，我曾是知青的学生，我能走到今天，一方面是父辈的教诲，另一方面就是知青的影响。六十年代末，老军垦的孩子先后进入学龄阶段，恰巧这时知青来了，其中的优秀者成了我们的老师，他们在大城市接受过正规教育，给北大荒带来全新的教育理念。我上学的32团(北兴农场)三中和一中，因为来了知青当教师，物理、化学课有了实验室，体育课不再只搞军训，音乐课学乐理也唱抒情歌曲。体育老师袁大任曾是北京少年乒乓球队的种子选手，在一中办起了乒乓球队，认真培养军垦子弟，为八一队、省队和国家队输送了许多队员。团里还盖了乒乓球馆，在这里举行过全省的少年乒乓球赛。现在袁大任在国家体育总局当司长。还有一个教音乐的上海女知青徐晓懿，一边教学生唱歌，一边自己练习声乐，培养了一批热爱艺术的学生，自己也考上了大学，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的音乐教授。知青中的好老师数不胜数。

　　学先也是知青的战友。1974年高中毕业后，先在马场当老师，后调到团部广播站当编辑兼记者。那时每个团都有自己的广播站，每天播音四次，早晨一小时，中午、晚上各一个半小时，晚上8时准时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每天至少有半小时的本团新闻。学先回忆，当时32团广播站的女播音员是北京女知青冯秀清，播音水平不亚于中央台，哈尔滨知青胡宗琪是男主播，还兼着站长。学先说，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加班，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我写完之后，小冯和宗琪马上录音。第二天清晨，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宗琪说：“315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浑厚的男中音通过电波唤醒沉睡的田野。早饭后，我又背着书包扛着录音机下连队采访了，一天又一天，很充实，也很快乐。

　　让学先难忘的是在工作中结识的知青朋友。著名相声演员赵炎那时是32团宣传队的骨干。她还记得有一次他表演诗歌朗诵，穿着新四军的灰色军装，打着绑腿，带着红帽徽红领章，深情的语调感动了所有观众。说实话不知迷倒了多少女青年。当然，只能是柏拉图式的恋情。后来，赵炎和北京知青高红燕谈对象，她是高干子女，很漂亮，却一点也不娇气，当副连长，扛麻袋装车，她自己能装一卡车。学先和赵炎、胡宗琪(曾是电影《高山上的花环》的副导演，现任总政歌舞团导演)是要好的朋友，当年他们一起谈艺术侃人生，总有说不完的话，那时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北京。前几年他们三个人还联合创作了一部关于北大荒生活的电视剧，宗琪主张叫《风雪荒原》，而学先更喜欢《荒原月色》这个名字，因为资金没有落实，还没开拍，学先先声夺人地用《荒原月色》为名写了一篇很美的散文。姜昆说，这篇文章表达出她对父辈的敬仰和对知青的肯定，很有文采，很有见地。

　　1977年恢复高考，学先和许多知青一样欣喜若狂。她的高考成绩很好。但是，也许因为报高了，也许因为77年录取工作不够严谨，她被一所师专英语系录取。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泰来县的一所中学当英语教师。1981年不服输的她再次参加高考，以齐齐哈尔地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被东北师大中文系录取。在这所国家重点大学里，她是一等奖学金获得者，还是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因品学兼优，198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的高教出版社。后来，学先又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和博士。1993年她顺利通过出国考试，公派到英国的诺丁汉大学，成为专攻西方文论的访问学者。

　　作为礼物，学先把她的博士论文《燕卜逊早期诗学与新批评》一书赠给我，这是一部关于英国文学批评家威谦?燕卜逊的专著，在我国，相关的中文资料极少，学先全靠阅读英文资料写成了这部填补西方文论研究空白的学术专著。她的英文是相当棒的。她的导师童庆炳教授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说：“她本来可以在高教社安安稳稳踏踏实实地继续她的编辑工作，可她永远不知满足，她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让她的生命之树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2000年，吴学先被借调到香港最大的国有企业华润集团研究部当研究员。组织上这样做是为了解决她的两地分居问题，他的老公在华润集团当副总。初到华润，这个文学博士感到很失落，因为不能直接创造利润和价值，她为此迷茫。但是很快，她的写作能力受到华润人的认可。2004年，华润领导把撰写华润史的任务交给了她，她用了三年的时间查阅史料，在中央档案馆、外贸部档案馆查阅资料3000余卷，并翻阅了从1938年到1983年的香港老报纸，还采访了170多位人物，最后撰写成一部40多万字华润公司史。华润史实际上是一部我党的早期对外经贸史，其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涉及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博古、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之后，学先以她占有的丰厚资料给大学生做了七场题为“通过华润看我党领导的早期经济工作”的报告，她告诉那些的年轻人，中国共产党早就有领导经济的经验，他们也一定能领着中国人民走进现代化。

　　无论她走多远，无论她站多高，学先的根还在那片黑土地里，她和北大荒血脉相连。学先一直和北大荒的战友们保持着联系。2006年4月，黑龙江农垦总局在北京举办农产品展销会，学先和许多北京知青前去助威。北兴农场领导与部分知青座谈，学先和赵炎都参加了，场领导在介绍农场的发展情况时，首先介绍了农场的巨大变化，而后说到：困扰农场多年的一个难题是缺水，我们要扩建农场的自来水系统，但目前来看，资金缺口还比较大。赵炎和学先听后当场表示：“我们正愁没机会报答北大荒的养育之恩呢，我们可以组织知青捐款，帮助农场打井，回报当年老军垦对我们的关爱。”尽管场领导再三推辞，他们还是说干就干，吴学先很快就写好了《倡议书》。

　　“五一”长假，学先和赵炎等十几个骨干集中在黑龙江省办事处研究捐款的具体事宜，然后利用他们的联络网，把捐款打井的建议通知到全团的每一个知青。北京、上海、哈尔滨、宁波四个城市的知青都活跃起来。6月18日，在北京宣武区工人俱乐部，上千名老知青蜂拥而至，他们都要为“故乡”的建设尽一份力。吴学先带头捐了一万元，此外她还为印刷宣传材料、租用会场、请电视台记者等花了一万余元。更令人感动的是，学先的父亲、那位已经八十岁的老军垦战士吴维山也来了，他离休后在北京安渡晚年，仍关注着农场的发展，他带着儿子孙子都来了，每人都捐了几百元。可惜学先的母亲、农场的好老师、好校长、知青们最亲近的妈妈已经去世了，否则她一定也会来的。来捐款的知青，有的在部委当领导、在公司当老板，也有一些已经退休或下岗，有一位佳木斯知青，丈夫癌症去世后她曾在北京打工，还当过保姆，也送来30元钱。

　　在捐款中，学先还策划了一个节目。北兴农场电视台现任台长是她的老同学，学先请她到北京，让她拍摄。知青按连队聚会，学先建议：“每位知青对着镜头说话，最思念哪位老职工，为什么思念他，说一分钟。”

　　有位知青带头先说：“我是三连的赵惠铭，我思念三连啊。我的老排长徐明田，我永远忘不了您，是您教我开拖拉机，有一次我发烧，您把我领到家里，给我做面条！几十年不见，我想您啊。”还没说完，赵惠铭早就泪流满面了。

　　轮到下一位：“张井广师傅，第一次下地劳动，是您教我磨锄头……”

　　“刘师傅，在养猪班，我身体不舒服时，挑水这样的重活，您不让我干……”

　　“王排长啊，您家的面条真好吃，每次我得病，总是躺在您家的热炕上，婶子的身体还好吗！”……

　　对着镜头回忆往事，几乎每个知青都流泪了，那个播音员小冯说，“我是32团的播音员，你们还能记得我得声音吗？我好想念32团啊。”话没玩已经泣不成声，几次停下来擦眼泪，重录。

　　节目编辑好后长达90分钟，回农场播出。农场老军垦、老职工看着当年的娃娃们也成了老人，听着知青叫自己的名字，老泪纵横。第一遍播完后，还没看够，强烈要求重播，竟连播了9遍，超过了任何感人的电视剧！

　　这个节目成了连接北兴和北京的桥梁。知青们不断接到农场打来的电话：“你们也老了，三十年了，回来看看吧！”暑假，回北兴的知青一批接一批。

　　学先说，在七连，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伏笔长达27年。主人翁是一位老军垦。1978年底，在大批知青离开北大荒以后，他把7连的知青名单抄了一份，夹在自己的军人证里。这本军人证和这份知青名单成了他的宝贝，一直放在上衣口袋里。在田间劳动，休息时就拿出来，看着名单上每一个知青的名字，想着他们的音容笑貌，这成了他每天生活的内容。

　　2005年秋，北兴场庆时，老知青们回连队看他，老人家拿出了那张名单。27年了，在场的人们全被感动了，在那张发黄的纸上， 7连的刘凤岩等几位知青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大家拥抱在一起，百感交集，有位知青流着泪跪在老人面前，那场面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再次重逢。

　　已把北大荒情结融进了基因的吴学先，说起知青和北大荒的故事，大概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为了赶最后一班返回哈尔滨的飞机，我只好告辞。临行前，她请我吃农家饭，在灯光朦胧的餐桌边，她说起对知青运动的看法。她说，70年代末，在控诉“四人帮”的主流思潮中，我们夸大了知青作为受害者的痛苦的一面，忽视了他们对北大荒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和辉煌的一面，忽视了知青承前启后的作用，更忽视了知青与老军垦、与老军垦的后代之间所形成的那种难以割舍的友情。

　　学先的话让我畅然，很温暖，我想起她在《荒原月色》中那段感动过姜昆的话：“40万知青把火红的青春留在了北大荒，他们从北大荒带走了成熟，带走了思想，带走了阅历，带走了10万转业官兵对他们的培养和影响，也带走了兵团子弟对他们的思念乃至崇拜。”是的，作为知青，我们从北大荒带走的东西很多，这些东西让我们长大成人，报效祖国。而我们对黑土地的回报，太少了，恐怕一辈子也偿还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