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马场里，学会骑马放牧

　　上海第一批知青乘坐的专列，经过三天时间的奔驰，来到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兵团是1968年6月经中央批准建立的，当时为了防外部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武装入侵，加固我东北边陲的安全，接收改造了93个边疆农场，合编为5个师3个独立团进行屯垦戍边。上海去的首批知青加入了五师独立营，成为继十万转业官兵之后的第二代北大荒创业者。

　　火车一到那里，虽然也是敲锣打鼓来迎接，但是同学们感到不对劲。“当时觉得蛮滑稽的，”朱广仪说，“我们去的人都穿着军装，而来迎接我们的人却大都穿着黑棉袄，不像是个军垦农场。”实际上当时的军垦农场许多是从地方农场转制过来的，所谓的黑棉袄大都是农场的老职工和退役军人，军垦农场真正的现役军人是师团级别的领导。

　　当时学校在动员的时候把军垦农场介绍得很浪漫：冬天可以走过黑龙江来到苏联，可以到林子里采摘苹果，等等。可现实是他们来到了双山，在嫩江边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由于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差距太大，有的同学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周英芳和黄圣帆等人所在的独立营是一个以养军马为主的农场，与马场配套的还有大批农田。周英芳和朱广仪分在一起养马，她们满心欢喜来到军马场，对即将面临的艰辛谁都没有预想到，特别是骑马和牧马的活儿，男知青还可以，对于女知青来说，既是破天荒的，又是高难度的。

　　刚学骑马时是不能有马鞍的，因为怕掌握不了平衡摔下来脚被马蹬套住，这样就会有生命危险。朱广仪说，那时我们每个人的屁股都磨破了，晚上回来都不敢坐。等到骑得比较稳了的时候，才允许骑有鞍子的马。学会骑马后，业余时间还要练习甩鞭子，甩得响才能让马群飞奔起来。

　　牧马是件很辛苦的事，夏天遭小咬、蚊虫叮咬，冬天冷得脸都要冻掉。北大荒的冬天，用滴水成冰来形容一点不夸张。鹅毛大雪说下就下，“大烟儿炮”刮起来，根本就睁不开眼睛。但即便是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即便刮着大风下着大雪，照样要出去牧马。而且马有吃夜草的习惯，这样才能长膘，因此牧马人常常要到半夜才能回来，甚至在外过夜。朱广仪说，渴了有时就喝点马奶解渴，甚至与马一同喝小水塘里的水。

　　周英芳和朱广仪等知青后来都成了高峰马场很有经验的女牧马人。

　　伐木场上，结成生死兄弟

　　在高峰军马场，黄圣帆等上海知青不仅练就了一身骑马驯马的本领，而且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军马养殖知识。那时得不到有关养马的书籍，黄圣帆他们就向东北农学院写了一封救援信。结果东北农学院寄来了6本教科书，有养马学、兽医学、马传染病等方面的书。但在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得到养马书的黄圣帆，也只能私底下偷偷地学习。第二年夏天，农学院的刘教授被下放到了养马场劳动，黄圣帆得知后就主动向连队领导要求，由他和刘教授同吃住、同劳动，这样他既照顾了刘教授，又从刘教授那里学到了许多养马知识和本领。每年冬天，独立营的许多男战士都要被抽调到小兴安岭去伐木。那时伐木没有电锯，全靠砍，这对知青来说是个高度危险的作业。顾洪亮等人当年在砍伐大树时，连队副指导员被飞出来的树干打着而造成意外伤亡。

　　顾洪亮回忆道：“那是一棵杨树，有两三个人围抱那么粗。当时规定组与组之间要有70米以上的距离，这样树放倒时就不会碰到。但那棵树很大，倒的时候把另一棵树也打倒了，结果树枝飞出来正好打在路过的副指导员头上，头开了花。”为此停工了三天。虽然这属于意外事故，但还是进行了安全教育。

　　伐下来的木头要装车运送出去，这活虽不是高危作业，但对知青来说，却是力气加技巧的活，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完成任务。

　　那时装汽车是一根跳板，装火车是三根跳板。一根跳板是8米，很危险的。有一年他们8个人不小心从跳板上一起摔了下来，幸好只是碰掉了半个牙齿。黄圣帆说，走在跳板上即使吃不住劲了，也不能停下，这时拼了老命也要把木头抬上去。“在这个杠子上，大家是生死相交的兄弟，这结下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的。”

　　“北大荒”，这是一个令无数知青心动的名字。在那里，知青们用青春和汗水开垦、浇灌黑土地。随着知青大返城的到来，火红的知青时代结束了，52万知青陆续回到了并没伸出双臂拥抱他们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