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号和18号到扑火一线采访了两位领军人物。一位是在塔河保卫战中立了功的68师师长吴长富，此刻他正在保卫18站林业局的战场。他说：昨晚紧张，最近的火离嫩漠公路只有3公里了。为保18站，就决不能让火过嫩漠公路。于是以此公路为屏障，连夜打了15公里的防火带，还在离18站20多公里的沟塘烧了一片防火道，防火道前面又推出一条土道，提高了安全系数。“我还要求战士们在火场边挖土，一直挖到冻土层，因为树叶底下仍可能有火星，搞不好表面看不见的‘底火’还会悄悄蔓延。”满脸胡子、瞅上去粗粗拉拉的吴师长工作很细致。他那密密的胡子在林区已很有名气，有人干脆就叫他“大胡子师长”。看他那样子，好像已经下了决心，不扑灭这场火不刮胡子。他还对我说，战士们很辛苦，“打了几天火，小脸就没了。”对战士的深爱之情溢于言表。

　　另一位是林管局局长邱兴亚，1964年就参加开发大兴安岭的“老林业”。采访是在八里湾大规模以火攻火行动结束后，在一顶筑路点的帐篷里进行的，时间是凌晨1点半，点了几根蜡烛照明。他说：这次行动措施严密，部队、森林警察、消防队员和消防车等，步步为营。点火长度约有30来公里，正好刮东南风，风向很好。到明天，不，已经是今天了，天亮以后，两条火线就会熄灭，就是再烧也形不成威胁了。林区有句老话，叫做“一日打七日守”，死看死守的任务也已经布置下去了。采访结束回到塔河已是凌晨3点半。听说塔河的老百姓看到八里湾那边的天都烧红了，以为火要进城了，很紧张。县里马上打开广播告之实情，大家才放下心来。

　　到19日上午，以塔河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基本消灭了明火，共计231个火点，消灭了219个；27，470人在一线扑火无一伤亡。但仍有十几处明火，要严防扩散；无明火的地方，要严防死灰复燃。“烧一道防火线，就等于给自己安了一把锁”，火控制住了，但燃烧过的面积增大了，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也增大了，“死灰”真正“死亡”，要不少时间，因此必须毫不松懈地死看死守，否则极易前功尽弃，林区这样的教训太多了。省长候捷说得更形象：“我们已把火场包围起来了，接下来就是清理残火，不能光关门不打狗，不打，狗就会乱窜，搞不好就会窜出去。”

　　总体看，东部形势已趋明朗，考虑到以漠河县城为中心的西部各方面条件都远不如东部，加上又遭了灾，侯捷决定转战西线，我与之同行。19号下午一点半，我们登上直升飞机飞漠河县城。没想到升空后烟雾茫茫，能见度太差，只好返回，改乘铁路“摩托卡”，即在铁轨上行驶的铁路部门用于抢修的交通工具。到了一个叫樟林的地方后，又换乘一辆铁路轻油车，晚上9点多钟赶到目的地。

　　一到这里，就听到局部火势有所抬头的消息。侯捷即听取汇报。主要是17号开始起风，风不小，还转了风向，一些被控制的火窜了出来，在部队和森林警察的扑打下，局面有所控制。听后，侯捷和大家商议，提出了“明确责任、包干死守”的几条措施，要求尽一切努力，绝不能让火势蔓延。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2点，困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一别漠河10天了，其间随李鹏到漠河视察，但只呆了2个小时，不及细看。20日一早，匆匆上街，想看看漠河县城有什么变化。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多了，有点小城镇的模样了——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和9号看到的“沉寂”的漠河已大不一样了。见路旁有一间用铁皮和塑料布遮挡起来的土房，我走了进去，一打听，是张红颜和傅亚珍两家的临时住处。刚吃过早饭，两位女主人正在洗碗、收拾，两个孩子在一旁玩。一个四方的小木板上，放着吃剩的咸菜、葱、酱和鸡蛋，地上一个网兜里装着圆葱和蒜苔，旁边还有黄瓜和大蒜。翻开一个纸箱，里面是蛋糕和面包。靠墙角有两个满满的袋子，一袋是白面，一袋是大米。张红颜向我述说，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她所在工作单位发的。“救灾物资发到各单位后，很快就分了下来，谁困难就多分点。”傅亚珍的儿子读六年级，他插话：“初三和高三已经从14号开学了，我们也快了。”“书烧了，怎么念呢？”我问。他回答：“学校没有烧，老师的书还在，老师讲，学生一边听一边记。”

　　一个十字路口，从江苏邳县来的建筑队正在挖地基。他们是4月7日到这儿来施工的，着火后停了几天工，15号复工了。我问他们：“这里遭灾了，吃住都很困难，你们怎么不回家？”他们回话：我们都是单身，吃住有点困难不算啥。这里大部分房子都烧了，又缺劳力，我们决定不走了，在这里盖房子。

　　在幸存的中国工商银行漠河县支行中心储蓄所门口，贴了一张通知，上面写着：本所5月18日恢复对外营业，凡是烧毁、丢失存折和存款单的同志，先来办理挂失登记手续，经过查证核实，可补办存折和存款单。我和储蓄员张守文交谈，他说：“挂失的人不少。”我问：有存款的吗？“有。”他扒拉一下算盘，“已有24人，存了3350元。”张守文的家也被烧了，坐在他对面的两位女同事的家也都烧了，她们穿着部队发的黄棉袄，埋头在填表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