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在农村自学过英语，但此前并没有重视。临考需要提高。而在农村别的都可以看书自学，唯有外语，在当时全无视听工具的情况下又没有老师，起码听、说都是没法自学的。我于是完全不管听说，连教科书都不怎么看(按部就班来不及)，只死啃几本不同的语法书，力求掌握语法，而在语法书的例句范文中熟悉词汇的同时，还直接阅读大学外语专业高年级教材中的长篇课文以增加词汇量。由于完全不管发音，我读单词都是按汉语拼音来读的，比如home就被我读成“霍么”。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很快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掌握语法后就形成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考研时是兰州大学外语系出题，我考了48分，在中国史考研者中名列第二。

　　但是这样学的英语是既不能听也不能说的“聋哑英语”，以至于后来进校后，听研究生外语课都困难。我索性就“路径依赖”了，沿袭故技，自己就着词典和语法书看外文原著，阅读中理解不了的疑点记下来。上外语课时老师讲的我似懂非懂，下课时就拿原著追着老师请教与课堂内容不相干的一大堆问题。这样很短时间内，我居然先在分班考试中由初级班升入高级班，接着在全校研究生一外(英语)、二外(日语)的第一次“过关”考试中，成为兰大第一批外语“过关”的研究生，而且英语成绩并列第二，日语甚至是第一。不过说实话，我也就能够应付那时的考试而已。幸好那时的外语考试都不考听、说，否则我就露馅了。而且由于过关后我就全力搞专业，不再上外语课，虽然专业中的外文资料我还是在看，但总的阅读能力并无提高。到了国外也依然是“聋哑人”。没有听、说配合，就没法真正进入语言环境，形成外语思维，随着年龄增大，机械记忆力减退，阅读能力还会下降。我常对孩子说，我的外语学习其实是不足法的。但在“早稻田大学”的环境下，不这样我还真的很难过考研的外语关。就这样，我在5月间作为唯一的“同等学力者”到县城参加了“黄埔一期”研究生考试。6月间我拿到了初试通过、去兰大复试的通知书。后来得知，在兰大同专业考生的初试中，我的两门专业课分数都是第一，外语第二，政治较差，总分也是第二。

　　拿到复试通知书确实令我振奋，但还有个难题，就是路费何来？那时农村人民公社一贫如洗，即便是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一年的现金分配也不过几十元。从我们那个滇黔桂交界的山村即便就是回一趟南宁，往往也需要家庭接济，更何况从南宁这个华南城市还要奔向西北的兰州，比到北京、上海和广州都远。本来这不是大事，家里知道我拿到复试通知书高兴坏了，他们支持我去复试在经济上毫无问题，母亲甚至还坚持要一路陪我去。但是自我下乡那天起就立志不向家里伸手，要自己养活自己，9年来一直不让家里寄钱。甚至有两次在队里分红后还寄了点钱回家，象征性地表示自己已经成人，能够“挣钱养家”了。尽管回想起来这其实很虚伪，因为不让寄钱，家里就常常寄东西，尤其是我当队里的义务卫生员时不断给我寄各种药品，用后来我妻子挖苦的话说，是“慷爹妈的慨讨好乡亲们，无非要表现你很积极”。其实这对父母而言，比寄点钱还要麻烦得多也花费得多。但是9年下来，不向家里要钱已经成为习惯。这次我也不想为复试而破例。于是我向县知青办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法解决，建议我找教育局。这时我们县20多人考研只有两个人获得复试资格的消息已经传开，出于县里荣誉的考虑，教育局也认为应该支持我。可是那年的明文规定，复试费用由考生自己负担，单位不予报销。可能由于那时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工作拿工资的，就不考虑我这个“农民”的情况。教育局的人说：即使我们去复试，单位也不出钱，何况你还没有“单位”？我说正是因为你们有工资，能够负担得起，我们这些挣工分的怎么办，不正需要你们考虑吗？结果经过“研究”，也不知道从哪笔经费中以“困难补助”的名义批给我150元，当时这算是一笔“巨款”，路费问题解决了。

　　后话：从山村到南宁

　　7月初我开始复试之旅。这次旅行的一波三折出乎意料，现在想来既反映了当时我国令人难堪的交通状况，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变革。如今的“黄埔一期”回忆文章大都是讲考试的，很少有人谈旅行。我就来补补这个缺吧。

　　我是坐着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上路的。这机器曾在改革前的中国农村颇为流行，算是那时“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代表了。手扶拖拉机最早是在战后日本的小农家庭农业中流行的，引进中国却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体经济”所用。它们大多以195型单缸柴油机配皮带传动，简单、廉价但动力不足，不知北方如何，至少在南方的粘重土壤中它根本拉不动配套的两铧犁。我们那时都是刚买的新机器就卸掉一铧，以单铧作业。这样一来，只带一铧的“拖拉机”其实就跟一头牛差不多，而这“铁牛”的购买、维修、燃料成本比牛更高，还不如牛灵活——牛能走的路它不一定能走，牛能进的小田块它进不了，牛不喝油它要喝，牛能积肥它不能。有人戏称“两台机器不如一匹牲口”。所以那时其实很少用它犁地。除了配旋耕机来碎土整地以及有时用作移动动力源外，它的实际用途主要是挂上小拖车跑运输，包括乡间的载人运输。于是又有了“牛拉犁，拖拉机赶集”之说。但是这种手扶拖挂操纵性能很差，由于没有方向盘和导向轮，只有两个驱动轮，转弯时需要放开一侧离合器才能扳动扶手使整台机器转向，转向后要及时合上离合器恢复正常行驶，更令人头大的是下坡转向还须反向操作(即松开另一侧离合器)，否则就可能冲向相反方向造成危险。我在农村时曾学过修理农机，也曾下田试过两把，但从不敢上路。驾驶它跑路不仅费力，而且反应必须很敏捷，加之它的刹车也很不灵便，而它跑的往往又是崎岖弯曲的山区道路，我至今觉得这种“手扶司机”要比“方程式”赛车手难当多了。用它载客其实很不安全，发生事故时有所闻。今天印度新闻照片里很多人坐在汽车顶上旅行，引来贫穷和不发达之讥，其实就安全性而言，坐汽车顶恐怕比坐手扶拖挂还稍好。最早推广“手扶”的日本是从不用它载人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流行“手扶”的不少，但跑路主要靠“手扶”的，就以那时的中国农村为典型了。那时我国还没有农用汽车之说，山路上“手扶”突突突地跑，后面的小挂车上坐满了人，这是当时农村很常见的景观。

　　简介：秦晖，1953年生，1969年从广西南宁下乡插队到广西田林县平塘公社。1978年恢复高考后直接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在陝西师范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5年到北京工作，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