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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忆插队:知青男女因偷情怀孕被发现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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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当时的业余宣传队队长比濮存昕大五六岁,算是名老知青。样板戏《沙家浜》中,他做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那个年代属于生活作风问题。谁料“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8期,作者:唐棠,原题为:《濮存昕:不知道爱情的光在哪里》

  “跛脚”的知青

  “文革”最初,濮存昕与大多数人一样,投入了极大热情。写大字报、刷标语,半夜踩着雪,提着用自家白面熬的糨糊去王府井贴大字报,他满脑子装的,都是革命。为了响应毛主席1968年12月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濮存昕跑到设在灯市口中学(现在的二十五中)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强烈要求,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由于儿时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走路有点“跛”,这样的身体状况其实可以不去,但他就是要去,根本不恋家。很快,他被通知准备照片,到派出所办手续,当时每个人还凭票买到一只22元的松木箱子。

  濮存昕的妈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要去火车站送。尽管濮存昕阻拦,但她还是到了学校。关于这件事,濮存昕在书中回忆道:“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微耸动着,像是已经哭了。唉,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就这样,濮存昕在1969年7月离开家,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作为那时的知青,濮存昕对这一点体会颇深。写信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父亲对他要求严格,常把信中的病句、错字标出,再寄给濮存昕。有一回,他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把连队伙房、营房位置画出来,父亲在回信中劈头盖脸批了他一顿,说,你那里是祖国的边疆,备战那么紧张,怎么能在信中暴露连队的方位图呢?

  1970年年初时,濮存昕接受上级指示,被选拔进架线团,奔赴6师所在地抚远,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出发那天早上,全连欢送,那时讲究男女同学授受不亲,没想到那么多女生特真诚地前来“泪别”,濮存昕特别感动,觉得像是“妻子送郎上战场”。

  与马一起啃胡萝卜

  知青生活对于濮存昕而言,虽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算连队最贵重的财产。种马甚至有档案,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有记录。濮存昕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都是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艰苦岁月里,人虽穷,种马却享受贵族待遇: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以前濮存昕不吃胡萝卜,自从养马就吃了,他跟马儿一起嚼胡萝卜,看谁吃得香。

  在种马班濮存昕还因为给马洗生殖器的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那些养马常识,也成了他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是那时候才开始懂的。当时濮存昕处在一群老职工堆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插队的七年半生活中,濮存昕在种马班只呆了一年。很快就告别了这种“海阔天空自由自在”的生活,濮存昕真的有点儿舍不得。不过他无论在哪里,都是一颗红心,全面投入。二十来岁的濮存昕特革命,讲原则,求进步。后来返城参军到文工团,也是一年就入了党。

  “宣传队怀孕事件”当事人自杀

  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中,顶着流氓罪名的黄秋生被昭雪了还去上吊。媒体的疑惑和大肆的讨论让濮存昕不解。对他来说,这个疑问没那么难解答,因为知青时,他就经历过一件真实的自杀事件。

  当时的业余宣传队队长比濮存昕大五六岁,算是名老知青。样板戏《沙家浜》中,他做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那个年代属于生活作风问题。谁料“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师里团里派来工作组,停止排练,开始整风。经过背对背、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胡传魁”被看起来了。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传魁”说要上厕所,几个人的注意力在牌上,没人跟着去。半天不见他回来,厕所里也没找到人。大家急了,挨个房间找。找到行李房,门锁着,只听有蹬凳子的声音。“胡传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着拉开门插销,赶紧往里冲,这时,只见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悬空转了一个圈,原来他不会上吊,没上死扣,悬空后一转圈就摔了下来。不过这一下也够狠的,他已经接不上气了。有位天津知青用手指夹着他的喉结往下一捋,把他救活了。大家赶紧向上级汇报,“阿庆嫂”得知后,凄厉地一声惨叫扑过来,把在场每个人的心都划开了,有人抹起眼泪来。

  命案未遂,团里也不敢再批判了,领导把两人安抚一通,让他们返城回家。宣传队开始下放,一个连一个连地换,每年轮一次。

  想到爱,感觉复杂而害怕

  濮存昕现在回想:“胡传魁”与“阿庆嫂”何罪之有?而“黄秋生”为什么会自杀?那里有对生命难以言状的失望。有人说:不是给你平反了吗,干吗还自杀?在那个把无聊当正经的年代,大家大动干戈地投入抓奸行动,批判呀,检讨呀,羞辱一番后告诉你,没事了!马上你就皆大欢喜,做得到吗?

  濮存昕很自然地想到了“宣传队怀孕事件”,同样有对人性的蔑视与对人格的污辱。“胡传魁”该不该自杀?他怎么会想到事发之后,最信赖的好友会起来揭发他,甚至还会有详细的侦查记录。哪天、哪时,在何地干什么。他怎么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隐秘的欢愉时,有双眼睛在盯着??那还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秘密的分享最后都成为笔录,然后在整风时居然被公开读出来。而他们,当时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这件事看成错事。还有人翻毛主席语录,“你看,毛主席说十月怀胎,他们现在到几个月了?怀孕是怎么回事,接吻又是怎么回事。呦,接吻就是嘴对嘴,那多恶心啊??”虽然嘴上这么说,谁心里又不想谈恋爱呢?之所以不去碰,真的是被这件事震慑住了。想到爱、结婚,感觉是复杂而害怕。到底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命运、爱情,有了这件事后,更感到云山雾罩。

  1977年1月,濮存昕在错过几次进入演艺圈的机会后,按病退回了城,考上空政文工团,从此生活发生很大转变。濮存昕认为,他比一起返城的知青朋友幸运,论唱歌跳舞他们都比自己强,回城后却没有他这样的机遇。

  在谈到濮存昕的知青生活经历时,童道明说,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濮存昕更早地对人生有了深刻领悟,在知青时代,每个人都狂热过,但是狂热之后,是一种迷茫,濮存昕在迷惘中踏出了他的艺人之路。知青经历对于濮存昕来说是一笔财富,也是年轻演员所不具有的,濮存昕能够在苦中作乐,这样的性格也促成他后来在演艺圈的较好发展。濮存昕能够在困境中审视自我,积极争取,他善于捕捉机遇。

作者:    来源: 凤凰网知青   编辑: 左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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